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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經典《閃閃的紅星》誕生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2-01-24 点击数:

  提起《閃閃的紅星》,凡是從那個特殊年代走過來的人眼前都會浮現出一個濃眉大眼、活潑可愛的少年潘冬子形象來。潘冬子的勇敢、機智不僅使他成為當時青少年學習的榜樣,直到今天,仍然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面旗幟。那麼,《閃閃的紅星》是怎樣誕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樣走上銀幕呢?

  1961年春的一天,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李小文找到自學成才的部隊作家李心田,請他為孩子們寫一本書。李心田此前已寫過一部小說《兩個小八路》,此時,他正准備再寫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長的作品,少兒出版社的約稿可謂適得其時。當時,李心田在部隊速成中學當教員,班上學生大多是老紅軍的后代,而且為數不少都是戰爭年代(尤其是長征時)與父母失散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才被找到的孩子。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兒子許光、政治部主任鮑先志的兒子鮑聲蘇等就是如此。其中,有一個學生的故事特別引起了李心田的注意。江西根據地有一位紅軍,長征時給家中留下了一頂寫有自己名字的軍帽。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與妻兒失去了聯系,新中國成立后,他的孩子正是拿著這頂軍帽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父親。李心田聽了這個故事后便萌生了將它寫成小說的想法,並按兒子對紅軍爸爸“想、盼、找”的思路勾畫了整部小說的框架。

  在以后兩年多的時間裡,李心田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這部名為《戰斗的童年》的小說,並將它寄給了少兒出版社。李小文看了稿子后,覺得不錯,便約李心田來北京改稿,但李心田剛調到前衛話劇團搞編劇不久,一時沒有時間,這一拖就是9個月。待李心田稍稍有空時,已至“”前夕,越來越濃的“階級斗爭味”使他擔心這部寫人情、寫人性的作品會遭到批判,便連寫兩封信,從出版社把書稿要了回來。“”開始后,話劇團要創作人員把所有作品全部上交,李心田也將《戰斗的童年》草稿交了上去。不過,他在交稿前“留了一手”,將草稿偷偷地謄了一份藏了起來。正是他這“留一手”,使這部小說得以保存下來,因為上交話劇團的那些稿子不久即被當眾付之一炬。

  盡管李心田“留了一手”,但他當時並沒有指望這部小說能夠出版。直到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派編輯謝永旺向他約稿,李心田才將這部劫后余生的《戰斗的童年》交給了謝永旺。謝永旺看后對李心田說:“我個人認為這個稿子可用,但要等社裡集體研究后才能給你個回話。”

  謝永旺將稿子帶回后,社裡請李希凡為這部小說把脈。李希凡看后認為稿子可出可不出。駐社軍代表則明確表示不能出,並說:“這個小說像魯賓遜漂流記,什麼意思?”既然權威專家不看好這部小說,軍代表又不主張出,大家都覺得這部小說肯定出版無望了。然而,當時在社裡主持工作的王致遠卻很欣賞這部小說,並頂住壓力,決定出版。謝永旺於是又找到李心田,就小說中個別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見,並說:“《戰斗的童年》這個書名太一般化,你最好給它改個名字。”李心田便將小說名字改成了《閃閃的紅星》。

  1972年,《閃閃的紅星》終於出版了。小說出版后好評如潮,原北京市教育局長、兒童文學作家韓作黎還專門發文評論,稱贊“《閃閃的紅星》是對兒童教育的好教材”。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廣播這篇小說。《閃閃的紅星》一下子傳遍了全國,不久又被譯成英、日、法、越等文字,傳至國外。

  1972年10月,“中央文革”文化組在北京召開“拍攝革命樣板戲影片座談會”。雖說是樣板戲座談會,但大家對早已落入俗套的樣板戲失去了興趣,倒是對停頓7年的故事片談了不少,一些人甚至萌發了拍攝故事片的念頭。一天,曾擔任過《紅燈記》、《紅色娘子軍》等影片攝制組組長的張冬涼無意中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廣播《閃閃的紅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便連忙找來小說看,並把它推薦給了八一電影制片廠革委會主任彭波:“我看這部小說基礎比較好,不知能不能上?”彭波聽了,說:“好啊,不過,總政交代過,關於拍孩子片的事,要找陳亞丁。”

  陳亞丁於20世紀50年代末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在部隊裡頗有名氣,“”中被打成“走資派”,當時剛剛平反,賦閑在家。他看了張冬涼帶來的小說后,也肯定了這是個不可多得的兒童片題材。1973年下半年,八一廠經過研究后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文革”文化組上報拍攝《閃閃的紅星》並獲得批准。八一廠為此專門成立了由陸國柱、王願堅、張冬涼、王蘋、曹欣、陳亞丁等人參加的創作組,並調來小說作者李心田共同創作。7月份劇本定稿后又成立了由張冬涼任組長,李俊、李昂任導演的攝制組。演員的挑選主要由出演過《不夜城》、《秘密圖紙》的副導演師瑋負責。師瑋很快便確定了劇中大部分演員人選:宋大爹由高保成飾演,冬子媽由鄭振瑤飾演,胡漢三由反派明星劉江飾演,但主人公潘冬子卻一時沒個著落。

  根據最初劇本,劇組需要物色“小潘冬子”、“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三個不同年齡段的少兒演員。消息傳出后,八一廠一下子涌進百余名少年兒童,但試鏡后都不理想。師瑋又帶著幾位副導演幾乎跑遍了北京市內的所有小學,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正當大家為此苦惱時,導演李俊偶然從北京電視台播放的少年兒童慶五一演出中看到了一位濃眉大眼、活潑可愛的孩子,眼前不禁一亮:這個小演員飾演潘冬子倒是很合適呢。經過多方打聽,他將當時隻有9歲的祝新運從家中接到八一廠試鏡。小新運試了幾個鏡頭后,大家都很滿意。導演又將照片寄給了小說作者李心田,李心田一看照片就喜歡上了這個虎頭虎腦的孩子,說這就是他心目中的潘冬子。潘冬子的角色就樣定了下來。

  小潘冬子找到后,劇組按照當時文藝界“三突出”要求,刪去了原劇本中“中潘冬子”、“大潘冬子”和“胡漢三之子”幾場戲,於是,作為“小潘冬子”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點人物。陳亞丁對大家說:“這是兒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兒童片,不能向《小兵張嘎》靠,也不要追求情節的驚險、緊張,不搞一般的兒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風貌和內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階級情,塑造完整的、光輝的、沒有缺點的兒童團員形象。大家不要怕寫高了,要怕寫不高。”張冬涼也要編劇們在思想上把冬子作為一號人物來刻畫。順著導演的思路,編劇在改編中突出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擺脫了原來潘冬子對紅軍父親的“想、盼、等、找”的圈圈,突出了與胡漢三“斗”的情節。原稿中,潘冬子出場是同胡漢三之子斗,陳亞丁說:“起點還不高,要一開始就同胡漢三斗。”再如,米店一場,發動民眾造反,冬子的行為可說得上是大英雄了。但陳亞丁說:“動作夠了,內心不夠,不要怕把冬子寫高了。”於是,編劇又設計了冬子與春伢子仰望北斗星的一場戲,這樣就將冬子心向紅軍心向黨的內心世界展示出來了,人物形象比原來又“高大”了許多。還有冬子媽犧牲時,原來隻讓冬子叫一聲:“媽媽”,改為冬子阻攔群眾救媽媽並說:“媽媽是黨的人,不能讓群眾吃虧!”這些改動雖然拔高了潘冬子,卻使原作中一些表現兒童天真爛漫的情節不見了。在將潘冬子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小英雄的思想的指導下,編劇們原本讓潘冬子出點錯的想法也一下子全沒了。王願堅原先設計潘冬子在米店寫“售”字時,曾有一個用黑筆向春伢子臉上抹的場景,有人說:“你這是給英雄臉上抹黑呀!”嚇得他趕緊將這個小情節取消了。好在這畢竟是個兒童戲,扮演潘冬子的小新運又很機靈,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影片因受當時政治氣氛影響所帶來的局限。